席治宇
说实话，在大家为李文亮因“被训诫”而鸣不平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加入这种情绪的浪潮。并不是说我冷漠，而是我对“吹哨人”这个词有更严谨的定义。
李文亮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医生。他感染病毒不幸去世，被追认为烈士，这是我完全认同、也真诚敬佩的。他在面对未知病毒时并没有退缩，继续坚守岗位救人，这是医者的本分，也是他的可贵之处。
但把他说成是“吹哨人”，我始终觉得有些勉强。他在微信群里告诉家人和朋友说“有非典的苗头”，让他们注意防护，并叮嘱“不要外传”。这其实是一种出于亲情的本能反应，并非出于公共利益的主动披露。他没有选择向公众媒体、疾控中心，或者更高层级的卫生主管机构正式举报，也没有试图突破信息封锁。他想保护的，仅仅是他的小圈子。坦白说，这更像是“悄悄通风报信”，而不是“吹哨”。
在我心目中，真正的“吹哨人”，是冒着巨大的风险，为了公众知情权、为了阻止灾难蔓延，向所有人高声疾呼。他们往往背负着组织的怒火、舆论的误解、甚至失去自由和安全。这种行为，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与责任感。李文亮的言行，确实不太符合这一标准。
如果硬要说吹哨，实际上是那个把他截图发出去的人，让整个事件从一个小群体的信息传播变成了公众事件。换句话说，这个“违规”发图的人才是真正让疫情真相浮出水面的触发点。那他是不是更配得上“吹哨人”的称号呢？
说到这里，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人——郭伟鹏。如果李文亮能被称为吹哨人，那郭伟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否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？
“跑毒”
2020年春天，“跑毒”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上一夜爆红。它并不是什么官方术语，而是普通人面对病毒威胁时做出的本能选择。
我算比较“幸运”的一批“跑毒者”，因为我当时人在意大利——欧洲疫情最早暴发的国家。由于国内已经经历过武汉封城，我有了很强的疫情敏感性。那时意大利确诊病例还不过几十例，但我已经几乎不出门了。而意大利当地的人，依旧像往常一样，在阳光下喝咖啡聊天，仿佛一切都无关紧要。
起初我并没有“跑路”的打算。一方面觉得回国得面对十四天的集中隔离、航班上的交叉感染风险；另一方面，我的生活在意大利其实也不算艰难。虽然单身多年，身边没有特别“必须见一面”的亲人，但和父母每周都视频，和朋友们天天在线聊天，也不算孤独。
但一切随着确诊人数的飙升而变了。从破千到破三千，仅仅几天时间。意大利的防疫响应依然迟缓，戴口罩的人几乎为零。我3月3日那天出门去办居留卡续签——一路走下来：打印店、T店、邮局、大街——没有一个人戴口罩。我戴着口罩反倒像异类，受到异样目光的“围观”。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定：必须回国。
其实那时我身边并不缺照顾。我的室友，一个研究生姐姐，厨艺了得，疫情期间几乎包办了我们所有的三餐。我刷碗，她做饭，算是难得的抗疫默契。但再好的人际关系，也敌不过远方父母每日的劝说和忧虑。他们轮番打电话，劝我尽快回国，说“隔离十四天算什么，有家人在，才放心”。
于是，我在3月4日下午买了次日一早的机票，和一位同样身处欧洲、来自广东的朋友一起，踏上了“跑毒”之路。为了降低感染风险，我全程戴着两层口罩，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，只有在转机的空旷角落匆匆喝了一口水。入境之后，在北京机场通过海关时，对话却让我有些意外：
“你是留在北京，还是去别的地方？”
“回河南。”
“买票了吗？”
“买了，下午的高铁。”
“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就这样，我直接离开了机场，独自乘坐地铁前往北京西站，随后搭乘高铁从北京直达郑州——整条旅途，没有一个人对我这名来自海外、属于高风险类别的旅客进行有效干预或隔离处理。
我是在入境前提前向老家防疫部门做了报备，所以在郑州东站就有人接我去集中隔离。但这个流程完全建立在我的主动配合之上，如果我没有报备，如果我临时更改目的地，如果我哪怕随意走动一小时——后果会如何？
从这个经历可以明显看出，彼时的防疫系统还存在明显漏洞，尤其是在入境后的国内转运、追踪环节。制度信任的是旅客的“自觉”，而不是机制的闭环。而这些空白，也正是郭伟鹏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土壤。
“海关”：制度漏洞的暴露口
那么，为什么说郭伟鹏也可以算作某种“吹哨人”呢？
郭伟鹏，并不是留学生，也不是滞留海外的普通旅客。他是在疫情已经开始全球蔓延的背景下，专程跑去意大利看球赛，还顺手做起代购生意，试图在混乱中牟利。整个行为过程，既非刚需出行，也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，反而是对疫情态势的公然轻视与冒险。作为一名从海外返回中国的人员，他瞒报了行程、未如实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，最终在回国后的“自由活动”中确诊新冠。这导致了在当时基本已经控制住的疫情，再次在国内出现传播链，造成了极大的防疫压力。
毫无疑问，他的行为是自私的、不负责任的。他既不是“吹哨人”，也无法被解释为误判或疏忽。他是个典型的高风险输入源，对自己、对他人都构成实际威胁。但也正是这起事件，暴露了当时中国在口岸防疫管理中的一个巨大漏洞：即便是在国外疫情严重、病毒传播性极强的背景下，仍然存在“申报之后自由通行”的可能；没有闭环转运、没有强制隔离，系统完全依赖个体“如实申报”和“自觉执行”。
正因为郭伟鹏事件的“震撼”，防疫体系迅速收紧。自那以后，“点对点接送”与“集中隔离”成为归国人员的标准流程，各地口岸的防疫措施全面升级，行程申报机制也趋向严格。这些制度的出现，有效遏制了后续境外输入病例对本土的影响，保障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安全。
换句话说，郭伟鹏用“负面教材”的方式，推动了制度的完善。他没有有意识地“吹哨”，但却在事实层面上，“暴露”了防控中的漏洞，并迫使机制加速更新。
那么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“被动型吹哨人”？或者说，有时候推动机制进步的不一定是正面典型，而是一次次足够严重、无法再容忍的失败。
“训诫”：公共秩序的防线
李文亮的“训诫书”，一度成为全民愤怒与悲伤的导火索。在那个信息极度匮乏、公众恐慌蔓延的时间点，他“因言被罚”的遭遇被迅速放大，成为无数人情绪宣泄的出口。大家高喊“我们要言论自由”，希望未来再也不要有人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打压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李文亮是一个“被训诫的英雄”。他的微信群截图流出后，社会情绪迅速升温，很多人将他视为疫情“第一位吹哨人”，甚至是制度缺陷的受害者。
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判断。
李文亮在非官方的私人聊天群里，传播了“非典类病毒出现”的消息，并提醒朋友“不要外传”。他并没有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疫情，也没有经过专业核实，而是在一个模糊、半公开的圈层中释放高度敏感信息。这类未经证实的“类传言”，在疫情早期阶段极容易引发恐慌和混乱——人们囤粮、囤药、误判风险，社会秩序可能因此受到冲击。
疫情爆发之初，信息传播的准确性与统一性本就是防疫体系中极关键的一环。李文亮的行为虽然可能出于善意，但他绕过了信息发布流程，本质上制造了额外的“认知冲击”。如果人人都以“私下消息”的方式去预警他人，整个社会将面临信息碎片化、真假难辨、决策错乱的局面。这不是真正的“吹哨”，而是风险的扩散。
所以，当时对李文亮的“训诫”，从制度角度来看，并非完全不合理。它代表的是对“非正式信息传播”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一种应激控制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舆论中受到同情，就全盘否定制度在防控初期所必须维护的信息秩序。
更值得反思的是，李文亮的言行被社会情绪无限放大，甚至神化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“什么是合理的信息披露、什么是有效的风险沟通”的理性讨论。如果不加区分地将“说了某些话”就等同于“吹哨人”，那么我们反而是在降低社会对“责任披露”的要求门槛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李文亮的“训诫”就像一次制度性错位的公开暴露：它把“流程正确”和“实情披露”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台前，也迫使体制在随后的疫情控制中，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在危机之下放开“非官方路径”的信息反馈机制。这种反馈后来体现在专家意见、社交媒体报告、地方疫情通报机制的逐渐多元化。
而另一边的郭伟鹏，虽然没有因“说话”而被训诫，却因“隐瞒”被社会唾弃。他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制度的漏洞：在当时，没有闭环的归国人员管理流程，也没有足够严密的追踪机制。他的“漏洞”，像一面镜子，把风险暴露给了整个防疫系统。
结语
当“吹哨人”一词被频繁提起时，我们需要更冷静地思考：什么才是真正的警钟？李文亮因私下传播未经证实的高风险信息被训诫，却在舆论中被过度神化；而郭伟鹏因隐瞒行程、传播病毒而受到谴责，却间接推动了归国人员“点对点闭环管理”的完善。一个被感性塑造成英雄，一个被理性修正为教训。
在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中，都是普通人做出无数关键选择，才换来了秩序的延续。而我们，是否真正理解、记住了那些默默守住岗位、坦然报备、认真防护的“无名吹哨者”？
我们真正需要的是：在面对未知风险时，能规范信息传递、及时上报风险、遵守程序并承担责任的公民；同时也需要一个制度，能够及时接收、处理、响应这些信息，而非只惩罚或推诿。
吹哨，不只是勇气的象征，更是责任与规范的体现。
我们不应该用“英雄”或“罪人”的简单标签，去模糊公共事件中应有的分寸与原则。相反，我们更应当警惕：在危机中，最宝贵的并非情绪正义，而是机制升级与社会理性。